中国政府对明星企业的"拳拳之心"，正和美国制度对上市公司的"苛责"，相映成趣。

最重要的社会体制包括信仰，国家治理，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。福山很敬佩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，西方不少媒体对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充满了艳羡之词，但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。

中共要想百年执政，唯此一途。就像工业4.0很好，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capacity去实现它一样。福山的书视野相当壮阔，让人叹为观止。最大的一个忧患就是社会体制（Social Institutions）的塌陷，新的社会体制又没有被系统性的搭建。能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技术进步已经来了，并且趋向成熟，这就是高铁，大数据和云计算。

面对皇帝的新装，不能再视而无睹。不管是自由民主制，还是中国的威权体制，我认为国家治理可以看做是一种公共服务，而政府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则是governmental capacity.自由民主制可以看做是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服务一种形式，但我否认它是唯一形式。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，就是因为在东亚金融经济危机的时候，我们那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消除了增长的瓶颈，那么这里面我是借鉴中国的经验。

在过去10年里，非洲经济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增长，增长率达到了5%—6%。然而林毅夫是当时唯一持不同意见的人。吴小莉：重点是这个差距有多大之外，你是不是能够赶上这个差距。林毅夫：但大家对未来的判断，那有的人有一种说法是说：中国现在人均收入，如果按照过购买力平价计算，已经很接近10000美元了。

林张之争被解读为政府与市场之争，而林毅夫也多次的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。吴小莉：那是第三个位置，第三个勋爵的位置， 吴小莉：谈谈您在埃塞俄比亚的例子，您觉得它表现得不错。

  吴小莉：举个例子？ 林毅夫：比如说总理讲，我们为什么有信心维持中高速的增长，即使在国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太确定的状况，因为一般发达国家在经济下行的时候，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，而我们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，即使现在有不少产业出现产能过剩，但是我们还可以产业升级，基础设施也有继续完善的空间。另外讲金融自由化，也是八十年代以后，根据西方主流理论强调的，认为金融自由化，金融资源可以在国内得到最多的配制，效率会最高，然后它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，从八十年代我们实际看到，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了。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，刚刚上任一周，便赶赴非洲进行调研。吴小莉：你提到发展中国家，它要找到要素的禀赋，找到差距点在哪里，就有机会去赶超，或者是说有机会去追上。

吴小莉：农历新年快到了，人家说您是林繁荣，林乐观，对于中国经济未来，很多人说大家对2015年，大家要谈，新年总有一些新愿望，您如果说在春节期间，要对全球华人，您有什么样的寄语？ 林毅夫：当然我们希望在2015年的时候，是羊年，大家都吉祥，我相信不管国际经济的形势是怎么样，中国的经济还是会稳定，跟其它国家比较起来讲，高速的增长，这个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，也是有利于世界的发展的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？ 林毅夫：还有要素价格，我们过去双轨制的时候，为了保护补贴，那些往往有比较有优势的大企业，所以不仅在金融的价格上面，我们一直给它低利息的贷款—— 吴小莉：尤其是国营企业。吴小莉：2009年提出新的马歇尔计划的时候，您是经过了调研吗？ 林毅夫：那么这里面我是借鉴中国的经验。那么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非常清楚不会犯同样错误。

总理的讲话讲完以后，基本上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人，就像吃了一个定心丸。那在2002年以后我们有连续六七年的经济增长是达到两位数，但通货膨胀率顶多也就只有10%。

文章来源：凤凰网 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林毅夫 。另外一个信息是中国会继续深化改革，中国会继续深化开放。

韩国跟我们台湾是在70年代中实现，它们当时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50%。那么当然呢，我们现在来判断，外部的需求在2015年，或是未来几年会是怎么样？就像这次的达沃斯论坛上面，大家谈到，有很多不确定性，而且相对来讲，是下行的不确定性大，因此我们的出口增长当然也不会太快。另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，那么这个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去做创新，去做升级，他要冒很多风险，所以你要给第一个吃螃蟹人一定的积极性、一些激励的补偿。而在中国代表团组团之前，2014年的9月，世界银行前副行长、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便收到了达沃斯论坛主办方的邀请，希望他就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，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。那我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，我说，可是我们现在回头来看，每次危机它触发的因素似乎都不同。  吴小莉：很多人觉得您曾经提到过，当然有先决条件的，比如说要在不断挖掘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的情况之下，中国还有二十年的—— 林毅夫：8%增长的潜力。

这个观点总理在讲话当中就引用的。吴小莉：我看您说您授勋，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勋位是什么吗？ 林毅夫：你知道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吧，那这应该是伯位。

所以给我们产业升级，提高的一个市场，创造了机会，这就有利于我们的发展。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，中国的经济增长无论是加快还是放缓，都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。

吴小莉：那您现在回到这个，您的这个研究单位以后，您现在主要关注的研究议题和您现在正在关心的东西是什么？ 林毅夫：当然是跟中国的改革，中国的开放，中国的国际化有关的议题。民间的储蓄还高达50%，另外还有4万亿的外汇储备。

  吴小莉：虽然您说是达沃斯论坛在9月份就主动邀请您了，但是整个成军之后总理要去参会，您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，在这过程之中，您又是国务院的参事，他有没有跟您讨论过这次参会的一些议题？ 林毅夫：倒没有说具体的，因为我不是参加政府代表团，我是以—— 吴小莉：学者身份。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总理行前的准备，但是因为过去也参加过跟总理的座谈，我也很高兴看到，我一些观点，总理在达沃斯的演讲当中是接受的、引用的。  吴小莉：这就是您常常强调的金融改革，迫在眉睫。吴小莉：所以当时虽然您大声疾呼，您在判断，但是没有人完全相信您的判断，所以您当时在09年的时候，推出了一个希望欧盟、美国、日本包括中国在内，能够推出一个全球性的马歇尔计划，只是您的一个理想，但是大家各方的反应是如何？ 林毅夫：开始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讲，大家认为这是短期的，不需要。

那在2012年之前，国际买家对非洲的企业没信心，就像1979年之前，国际企业对中国的企业没信心一样，那没信心的话，就把现在已经能够生产，卖给国际买家的这些中国企业，随着中国的工资的上涨，那么它有转移的这种动力，那把它招商引资过来。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，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投资增长率，如果投资增长率相对比较高的，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会比较多，收入增长也会比较快，消费需要比较快，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，我认为我们是有可能在2015年的时候取得大概是7%到7.5%之间的增长。

  吴小莉：潜力在那里，要怎么样做到不出岔子。本届的达沃斯的中国代表团由李克强总理带队，政商学各界的大腕云集，被称为是自2009年以来最强大的代表团。

如果赶上这个差距，你的增长幅度还是？ 林毅夫：可以快，所以不能简单只看我们现在收入水平，你比如说同样是11000美元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，德国是在1968年实现，它实现11000美元的时候，它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2/3了。但是呢，这当然是我们国家在一个新时期经济外交的一个倡议，它并不完全只是针对当前的经济复苏，它针对的还是更长的、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，中国对外的经济关系。

吴小莉：那可不可以理解这次总理在达沃斯的发言，他还是认同您的观点，投资是非常重要的？ 林毅夫：他的观点认为是说，我们在保持中高速增长，为什么我们有信心？他是采用了这个观点。  林毅夫：非常欢迎，非常欢迎你来。特别是近年来，在国内外复杂形势、经济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之下，每当中国适度下调GDP的增长速率的时候，便会出现许多质疑、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。吴小莉：一句话来概括2015年的全球经济的概况，您会希望用什么样的话来概括它？ 林毅夫：我想就是在论坛上面施瓦布教授用了不确定的这个词，我也很同意他这种看法。

当时大家哈哈一笑，怎么有可能。当然另外还有一些，我把它称为叫弯道超车的，也就是说有一些产业，它是完全新的，我们是跟发达国家站在一条起跑线上的，像互联网这些，像手机这些。

吴小莉：林老师，我那一年第一次到朗润园来看您，然后后来第二次采访您是在世行，现在再次回到这儿来。在现场提问对您的提问，最多的是关心中国呢，还是关心发展中国家和非洲？ 林毅夫：更多的还是关心中国。

  当时雷曼兄弟还没有破产，席间有人提出一个问题，30年以后人们还会记得次贷危机吗？.讨论的结果是，大家都认为会忘记，因为次贷才7000亿美元，它顶多是以后教科书上面一个很小的专栏那比如说，你也提到我们也不要看得太远，比如说，中国的光伏企业，是因为学习了德国，但是我们的人均的收入差了七八倍，可能最好的方式，是找到人均收入高我们一倍、两倍的这些国家，然后来学习它们已经成功的企业，做为一个借鉴，那如果这样来看的话，您觉得中国应该拿谁做参数？ 林毅夫：我想是这样的，产业它随着（国家）发展的程度不一样，你比如说我们人均收入是7500美元，那美国是53000，德国是45000，日本38000，韩国24000，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，就代表它的产业水平比我们高，那我们的产业，你比如说在高端制造业，在精密仪器，我们跟它有差距的，既然有差距，那我们可以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创新的方式，发挥这个后发优势的潜力。